【觅文记】方孝孺：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下）-芷蘭齋对于方孝孺的诗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是：“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

【觅文记】方孝孺：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下）-芷蘭齋
对于方孝孺的诗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是：“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秦力生。”针对《总目》的这段评价，周振甫在《中国文章学史》中总结道：“他的文章，出入于苏轼、陈亮，即不同于理学家。他是宋濂的学生，又受宋濂推重理学家的影响，也推重理学赵凌子。宋濂的文章，欲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他的文章，合义理、文章为一，更具有发扬蹈厉的精神。”
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结论呢？周振甫引用了方孝孺《与王修德二书》中的一段话：
夫文辞于学者，至为浅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发人所未尝言之理吴逸文，则可谓之新，非众人思虑之所及，则可谓之奇。如孔子之大传，有圣人以来比格云，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诸子以来，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极》《通书》，张、程之《西铭》《易传》，以至朱子之所论者，有经说以来，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谓之新奇可也。然圣贤岂务为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为文辞者，皆圣贤之所弃者也。

另一块墓碑
由这段叙述可知龙枪编年史，方孝孺的文章观念一本于他的老师宋濂。虽然如此，他在有些说法上，跟宋濂也并不相同，方孝孺在《三贤赞》中说：
圣贤之道，以养气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气不充也。气不充则言不章通用运费网，言不章则道不明。予窃有意于道，而患萎靡不振，思起古豪杰而与之游，求于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马子长，曰韩退之，曰欧阳永叔，三人皆气豪辞雄，有振衰立懦之功。
对于方孝孺的这段话，周振甫评价道：“这就与宋濂不同，宋濂极推崇宋理学家周、二程、张、朱五子，推崇五子的文章同于经书，即义理与文章合一。孝孺不写五子赞而写《三贤赞》草帽歌歌词，把五子的性理与三位豪杰的文章分开，而推崇文章。把性理和文章分开，把理和气分开。认为五子讲理，三杰讲气，要求气充而纠正萎靡不振，重在学文章而不是学理，这就说明孝孺还是推重文章的。”

还有这样一块文保牌
由以上可知，方孝孺的文章观念颇为正统，从其所作散文来看，也是本着唐代人此类文章的三段论。比如他所作的一篇《蚁对》，该文的第一个段落是讲到一位天台生，这应当是作者的代称巩金瓯，其称自己在某个暑期的夜晚坐在蚊帐之时，一位侍童给他扇扇子，时间久了，童子也靠着床睡着了，可是不久，他就听到了耳旁有很大的“嗡嗡”声，接着他就感到了疼痛，于是他就两手拍打，而后闻到了手中的血腥味，他立即把童子唤醒，点亮蜡烛一看，原来蚊帐没有拉下来，里面满是叮咬他的蚊子。这个结果让天台生很生气，他斥骂童子，而后童子经过一番张罗，把蚊子赶了出去。接下来，天台生一声长叹说：上天为什么要生出这样的害虫？
童子听闻到他的这句感慨，于是就发了一大通的议论：
童子闻之美秀图图，哑而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载之间，二气絪緼，赋形受质，人物是分。大之为犀象，怪之为蛟龙，暴之为虎豹晋中人事考试网，驯之为麋鹿与庸狨，羽毛而为禽为兽，裸身而为人为虫，莫不皆有所养。虽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自我而观之，则人贵而物贱，自天地而观之，果孰贵而孰贱耶？今人乃自贵其贵，号为长雄。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鸿雁莫匿其踪，其食乎物者，可谓泰矣。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兹夕，蚊一举喙，即号天而诉之；使物为人所食者，亦皆呼号告于天，则天之罚人，又当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异类也，犹可言也。而蚊且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又见桃花开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类者，啜粟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今子一为蚊所噆，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噆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

众人围观
显然，这段话乃是方孝孺借童子之口而说出者，其称上天造物日本狐狸犬，本就是各有不同，但上天却对所有生物平均对待，只是人觉得自己珍贵而他物贱，于是人就可以任意地宰杀其他的动物，但上天并没有规定其他的动物不能吃人。而蚊子也是动物的一种，它们白天怕人，躲避起来，到了夜里，趁人不备，而后讨食，这有什么不对呢？而今人这种动物每天里道貌岸然，白天看着都一样，而暗地里却互相残害，而今你因为被蚊子叮就大为恼怒，那么多的人间残害，你却不去管，难道是君子吗？这段议论正是该篇的文眼，点出了人性的虚伪与残忍。
方孝孺还写过一篇《指喻》，该书的第一个段落为：
浦阳郑君仲辨，其容阗然，其色渥然，其气充然，未尝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为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钱。忧之滋甚麂子角，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柯哀分析文，拇指大盈握，近拇之指皆为之痛，若剟刺状，肢体心膂，无不病者。惧而谋诸医，医视之，惊曰：“此疾之奇者，虽病在指，其实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伤生。然始发之时，终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终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药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将延乎肝膈，否亦将为一臂之忧。非有以御其内，其势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为也。”君从其言，日服汤剂，而傅以善药，果至二月而后瘳，三月而神色始复。

杨邦乂剖心处，不知为何写成了这个“义”字
细读这段话，显然方孝孺是仿《韩非子·喻老》中的《扁鹊见蔡桓公》一文。蔡桓公屡次不听扁鹊的劝告，终于身亡。但方孝孺却改变了这个故事的结局，他说一位姓郑的人，本来身体很好，可是某天拇指上长了一个小疙瘩，结果他不以为意，疙瘩越长越大王宣予，情况严重后，他才去看病，医生问他何以不早来，如果早来的话，当天就能治愈，而今病情发展到这种情况，至少三月才会好。果真此人服了汤药之后，两个多月才缓了过来。接着方孝孺发了这样一顿议论：
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始以为不足治，而终至于不可为。当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顾；及其既成也，积岁月，疲思虑，而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盖众人之所可知者，众人之所能治也，其势虽危，而未足深畏。惟萌于不必忧之地，而寓于不可见之初，众人笑而忽之者，此则君子之所深畏也。
他觉得天下之事，刚开始都是小事，可是后来却变成了大患，这就是平时不治理，所以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由此可知，方孝孺写文章，喜欢以一个故事为发端，本间贵史而最终来表达他的观念。对于如何才是一篇好的文章，方孝孺强调要贵在有神k1619，他在《苏太史文集序》中说：
天下之事，出于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浅者也。寂然无为，沛然无穷，发于智之所不及知，成于巧之所不能为，非几乎神者，其孰能与于斯乎？故工可学而致也，神非学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诚会于心，犹龙之于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泽万物阚丽君，无所得者，譬之抱瓮而灌，机械而注，为之不胜其劳，而所及仅至乎寻丈之间。

古碑
对于方孝孺的这段论述，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评价道：“这又俨然是东坡论文的主张，真是能得苏子之意者。智巧是才，而神则超于才，是无所用其才。盖才之所溢为气，气之所发于文者为顿挫阖辟，为驰骤反复，惟神则不能无智巧而不可用智巧水墨山河，所以‘顿挫阖辟而不至于肆黄夏蕙，驰骤反复而不至于繁’。无其才而学其文，则‘非拘则腐’，有其才而学其文则‘其诞则野’，即使免于上述二病，而所能企及者，也是‘工’而不是‘神’。‘工可学而致也，神非学所能致也’，所以惟不学其文，而得其意，才是‘默会乎神’，才为知变化之道。这样说，所以又同于古文家的见地。”
方孝孺的墓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台东北山麓。南京的这趟寻访还算顺利，本来是请顾正坤兄开车到处寻找，顾兄人特别好，做事认真，性格也不急不躁，可能正因为如此，使得他开车也变得磨蹭，这跟我的性格特别不相符，在我的催促下，搞得他一头大汗，以至于第二天都不好意思再麻烦他，索性乘出租车在南京城内到处寻访。

找对了路

天地正气牌坊

方孝孺雕像
这天打的来到雨花台风景区的东北角，由北门进入，沿右侧上山小路前行，首先路过杨邦乂剖心处。再前行50米，穿过一片杜鹃花山坡，沿坡下行是一片竹林，路旁有太监义会碑，此碑是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再前行20米山坡上即是方孝孺墓流氓公爵，墓前的石牌坊以篆书字体刻着“天地正气”，牌坊的左柱上用楷书刻着“十族殉忠天遗六世”，右柱刻着“一抔埋血地接孝陵”。后面是方孝孺半身铜像。

忠魂

守卫

文保牌上的字写对了
沿铜像后台阶上行20余米，平台上即是方孝孺墓，墓前石碑刻着“明方正学先生之墓”，碑后即圆盖形墓丘强5攻击机，全部以青石覆盖。墓的两旁立着二十余块碑刻，均是赞叹方孝孺者，第一块录着明释道衍对方孝孺的评价——“天下读书种子”，然字迹非姚广孝之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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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全文详见：https://www.6596.org/9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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