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雷雯：我的人类学时刻-人类学之滇 2014年8月25日，坦桑尼亚旱季的午后，一堆男人将村子里破败的党员活动室塞得满满当当，他们一个站起来，另一个坐下，向大家倾诉的不是这个受到了马赛人的死亡威胁，就是那个又和这些”没人性”的放牛人产生了冲突。我和翻译一同坐在角落的长条凳上，他本就是村内的党员枪毙任老道，这次的参会他显然更加上心，并未像之前一样早晨喝酒，下午歇工，反而是眉头紧蹙，积极地参与着探讨阪神冰柜。此时的我，突觉小屋内空气压抑，莫名浑身发热，只得挤出人群，靠着门槛席地而坐，同前来参

【自述】雷雯：我的人类学时刻-人类学之滇

2014年8月25日，坦桑尼亚旱季的午后，一堆男人将村子里破败的党员活动室塞得满满当当，他们一个站起来，另一个坐下，向大家倾诉的不是这个受到了马赛人的死亡威胁，就是那个又和这些”没人性”的放牛人产生了冲突。我和翻译一同坐在角落的长条凳上，他本就是村内的党员枪毙任老道，这次的参会他显然更加上心，并未像之前一样早晨喝酒，下午歇工，反而是眉头紧蹙，积极地参与着探讨阪神冰柜。此时的我，突觉小屋内空气压抑，莫名浑身发热，只得挤出人群，靠着门槛席地而坐，同前来参会的女党员一起找到了一个只听不说的“合适”的位置。背对着人群，听着高高浅浅的说话，我的脑中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得了疟疾，还是中午吃的青蒿素的副作用？”

我并非人类学科班出身，喜欢人类学也不是迷恋于《忧郁的热带》这本气质独特的“文学“作品。但回望过去，最早可能源于迷恋于田野旅行这种方式。本科毕业的暑假先是跟着长途卡车司机流窜于昆明与南宁，一同下棋、聊天、盯车，而后是每个暑假的各类人类学田野暑假班项目，先是去了中山大学的海洋之旅，再是云南大学组织的香格里拉田野，当时的我闲逛于码头鱼市、浅海沉船、高原村落之间，深深地觉得这种“花钱少、玩得新奇”的田野十分有趣。而后，兜兜转转，终于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国际发展项目中得了一个田野非洲的机会，做起了发展研究。
发展研究长期分为两个分支，即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人类学。当然还可以根据立场不同，将人类学与发展议题再做区分为利用人类学方法做发展项目与利用人类学来反思发展两件事。实际上闪电奇迹，人类学的发展研究呈现出的多是对“发展”的批判，无论是从发展项目干预知识与本土知识的差异罗迦陵，还是国际发展体系的内卷，只要是人类学家来讲述发展故事，那故事多是失败的。但凡事抵不上自己喜欢，能够反思自己身处的结构，这件事岂不是很“年轻”。因此我将自己定位于人类学的发展研究，并甘拜于斯科特、弗格森与埃斯科巴的洞见之中。理论可以通过读书来增长，但田野作业则在一次短促的坦桑之行后徘徊不前鸡毛信观后感，直到2013年7月“海外民族志工作坊”的召开。
那年的“海外民族志工作坊”是第二届，由中央民大与社科院人类学所联办，不仅仅请到了旺晖、阎云翔这样的学术大拿，而且还邀请了一批有海外田野经验的前辈来分享田野故事，同时还按照研究地域对学员进行了分组，并安排了集中的田野计划探讨。那些早晨起来打鸡血似的上课神兵天子，晚上和同修们一起探讨研究问题的畅快，仍旧让我今天觉得有种“中毒“的魅力。我们白天听说的是阎云翔式的“只有一条狗”的田野与个人生活非冲突论、是徐薇的面临非洲抢劫“三句保命话”江湖恩仇录，是马强的在俄罗斯如何沦为家庭重劳力的血泪史，是赵宣坎坷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史，是夏循祥透过喜帖探知的天后八卦，是和文臻的斐济丢东西之旅。晚上则聚在一起，探讨的是越南诸神全有的高台教、尼泊尔的旅行飞地、马达加斯加的新老移民、中缅的跨境难民…，那时候的讨论更像是剥去了“假”客气的“真”辩论，那时候的夜晚保利叶上海，我们心心念的不是“姐姐”，而是“全世界”。乃至最终，我竟然有了一种“异样”的体悟：“人类学，不光要求献祭自己的头脑，还要献祭自己的身体幸福计划。”
而后魔龙之眼，抱着这种献祭给人类学的急迫的心，在2016年暑假，我重返坦桑的小村子，像我想象中的人类学家一样工作，一样受苦，一样地将猎奇扩展到了自身，乃至最终在有了开头所描述的“我的人类学时刻”。但人类学的魔力就是这样，尹惠熙TA会在你自以为是的时刻，给你最为深刻的反思蒙托克怪兽。而我所谓的“人类学时刻”铁甲二手机，已然受到了多种批判，比如同为培训班成员，“什么都知道一点”的经济学家梁捷早就将这些故事归为“抖M”范式，亦或者也是Ortner所探讨的“黑暗人类学”的一个注脚。然而苦难并非只来自田野。在前后3次，总共5个月的坦桑田野中，除了收获了一个典型的“时刻”以外，还积累了看似无穷无尽但写起来却捉襟见肘的田野资料。这其中有一些村落政治斗争，有伴随着这些斗争流传的巫术谣言，还有能将外来投资者卷入其中的农牧民冲突，当然少不了戏剧感十足的威胁信与放火。返回写作，才发现它与生活相似六指金环，丰富且杂乱。
面对杂乱，我显得手足无措，整天整天地在DC没有人的大公园内走圈，从山坡下的高尔夫球场出发，穿过空荡的山顶马场，一路向北，止步于来公园内看熊猫的人群后，再沿着公路旁的山路走回，从早走到晚，走了一年也没想出合适的框架。而后在结束了略显无味的交流生活后，我仍旧在北京的冬夜，在被称为“公主坟”的博士宿舍小院中走圈，一圈又一圈豪门契约冷婚，那些半夜两三点不睡的时刻，总盼着所想的故事能在某一个路口相汇并相联。苦难后有狂喜，似乎真的发生了。在田野资料与理论文献中不断往返，某一天第一拽妃，突然遇到列菲伏尔与哈维，似有种顿悟感，不愿说的写作，便变成一种逢人便说的疯狂石田翠，成为了在那个在北京的雾霾天里，站在过街天桥旁，一连聊上近几个小时喜悦。
但当初想着做年轻事的我，仍旧还是太年轻。在完成了结合非洲田野，以时间和空间生产问题为视角柯林杯，探讨中国资本的全球化的博士论文后，却遇上了发展研究在我校所属的“管理学”学科规范这件头痛事。无奈，结构的能力就在于能让人自觉地完成某些转变，也或纠结，也或平淡，但自我审查总比想象中来的更容易，好在多少能学点阿Q，安慰自己：“多受到点苦，或许能够多贴近点人类学”。
最终媚药情缘，拿到博士学位，有了求职的砖头，但仍立身于边缘的我，看着人类学，期盼着未来有那么一刻，TA也能够回看我一眼。
作者简介：
雷雯，博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现供职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人类学研究中心。
青年人类学者学术自述计划由人类学公众号联盟联袂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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