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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词记】刘熙载:此趣浑难说,歌向碧云天(上)-芷蘭齋刘熙载在词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首先提出了词品这个概念。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中说?


【觅词记】刘熙载:此趣浑难说,歌向碧云天(上)-芷蘭齋
刘熙载在词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首先提出了词品这个概念。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中说:“刘熙载的词论是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力图纠正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理论的缺陷与失误,提出了新的论词标准——词品说。”他的代表作名为《艺概》,该书总计分为六个部分,其中之一是《词曲概》。对于这部书的价值,袁津琥在《艺概注稿》一书的前言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对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七种重要的文艺形式,一一进行了论述,其涉及领域之全面和深刻,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不仅是空前的,甚至也是绝后的。可以说,刘熙载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集大成者。”这句评语可谓极其高大上。
从刘熙载的个人经历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一条线索来印证他是出于什么原因,才致力于文艺理论的总结。刘熙载的父亲刘松龄是一位监生,从现有的资料中,未见刘松龄对此有兴趣的记载,况且刘熙载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几年之后,他又赶上丧母,所以他在16岁时为了生活前往粮行打工。但是因为他太喜欢读书,所以时常在工作时偷偷地看书,这样的行为当然令老板不满意,于是就将他辞退。

刘熙载撰《艺概》六卷,清同治十二年序刻本
刘熙载回家后,决定做私塾的老师,以此来糊口,同时他也努力地学习。道光二十四年,当时刘熙载32岁,正是这一年他考中了进士。由于他的文章和书法都很出色,于是他成为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在封建社会属于最正统的科举出身。而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咸丰三年又值入上书房,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
如此说来,他的仕途可谓光明。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却不愿意在朝中为官,而后他就请假离职,前往山东开馆授徒林虎将军,继续从事教学活动。再后来,胡林翼听到他的名声,把他聘到了武昌江汉书院去做主讲,后因太平天国战争而未能实任此职。

刘熙载撰《艺概》六卷,清同治十二年序刻本,刘熙载序言一
到了同治三年孙绍骋,刘熙载又任国子监司业。当年的秋天,他当上了广东学政。能够成为学政,这也是极其荣耀的工作。可是依然不知什么原因,他在三年任期还未满时,就请长假返回了故里。从此之后,他就脱离了官场。
从同治六年到光绪六年,这14年的时段,刘熙载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到光绪七年他返回了故乡兴化,不久就逝世了,所以他晚年最重要的业绩,就是在上海龙门书院任山长。在这个阶段,他培养出了不少的名人,比如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就是毕业于该校。《胡适口述自传》的第二章为《我的父亲·考试和书院教育》,胡适在该文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

刘熙载撰《艺概》六卷外祖母悖论,清同治十二年序刻本,刘熙载序言二
由这句话可知,当时刘熙载在社会上的名声主要是一位经学家,既然如此,那他的学术观属于经学中的哪一派呢?刘熙载在晚年写了篇《寤崖子传》,这是他所作的一篇自传,刘在此传中称:“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辨门户。”由这句话可知,他属于经学中的调和派。
刘熙载对教育有着特殊的偏好。《胡适口述自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有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的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
由这段话可知,刘熙载的经学观念既不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同时也不分汉学与宋学,但总体看,他的观念还是偏重于宋学。而正是在龙门书院任山长期间,刘熙载写出了这极其有名的《艺概》。
前面提到袁津琥说《艺概》这部书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中季风书园,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关于“空前”这个断语,其实是从研究的广度而言,清末沈曾植在《菌阁琐谈》中说:“止庵而后,论词精当,莫若融斋。涉览既多,会心特远,马来法非情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渊旨。而得宋人词心处,融斋较止庵真际尤多白殊羽。”看来,在刘熙载之前,周济有过在词学理论方面的专著,这应当指的是《词辨》。
沈曾植说,周济之后在词理论研究方面,说得最准确的就是刘熙载。同时他说,刘熙载涉猎的面很宽,从这个角度来说,刘超过了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论医纬达,《艺概》倒是能够荣膺“空前”这个称号,但是否能够“绝后”,至少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在词学理论方面能够写出一部比《艺概》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
袁津琥在《艺概注稿》前言中也提到了此后的学者王国维和钱钟书,但袁认为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并在某一文艺领域的研究深度或广度上有所拓展,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尼彩i8,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更多地体现出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属于‘旧瓶装新酒’,不像刘氏那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原汁原味了。”

刘熙载给张文虎著作题写的牌记
由这段话可知,“绝后”一词也同样能够成立,而这也正是《艺概》一书的价值所在,故清末学者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写到:“两日温《艺概》,刘先生言一字一珠湖南湘西矮寨大桥,不独四方导师,亦千载导师也。”
《艺概》有着怎样的学术高度?袁津琥在序言中举出了一个实例,此例是引用了施蛰存在《词学名词释义》一书中的一大段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唐代时,日本有个和尚,法名遍照金刚,他做了一部《文镜秘府论》,该书中有“论调声”一章,其中提到了诗作上的“换头”这种修辞手法,于是施蛰存说:“据此可知‘换头’这个名词,起于唐人诗律,大概是相对于‘八病’中的‘平头’而言的。”
既然搞清了词意和来源,那么,这跟刘熙载的《艺概》有什么关系呢?施蛰存接着说:“遍照金刚这部著作,过去没有流传于中国,唐宋人诗话中,亦从来没有提到过‘换头’。所以无人知道‘换头’这个名词的来历。清末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词有过变,隐本于诗谢文俊。《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盖言诗当前后变化也。而双调换头之消息,即此已寓。’刘熙载没有见过《文镜秘府论》,已想到词的换头源于诗律。刘氏词学之深,极可佩服。”
仅由这段话即可证,刘熙载在文艺理论方面确实做了深入的探讨,他在没有读到前人的相关著述时,竟然不谋而合地发现了同一个问题,所以,施蛰存才认为刘在词学上的研究深度让他“极可佩服”。
《艺概》总计分为六卷,而本文只谈他的《词曲概》。如前所言,刘熙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创造了词品说,这个贡献为什么这等重要呢?高方在《读词通识》中评价到:“刘熙载之前有钟嵘《诗品》,《诗品》在序言中阐明相关诗学观念后,对五言诗作家进行品评,将其分为若干等级。刘熙载虽同样看重品评,却没有如《诗品》一般操作将词家分为若干品,而是从理论高度阐述品评词人的一些基本原理,重在品评的标准与过程,以既定原则去鉴赏、评论词人词作,把阐述理论和品评作品结合起来,由此形成自己的词论创见。”据此,高方又给刘熙载戴上了这样一顶桂冠:“《艺概》是中国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同时是一部古典美学的经典之作,刘熙载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美学家。”

正堂内景
既然讲到了词品,那刘熙载是怎样的分品呢?其实他也是借鉴古人的观念,他在《词曲概》中有这样一段话:“‘没些儿媻姗勃窣,也不是峥嵘突兀,管做彻元分人物’,此陈同甫《三部乐》词也龙狼传。余欲借其语以断词品无爱不承欢。词以‘元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姗勃窣’则沦于侧媚矣。”
刘熙载引用了宋陈亮所说的三句话,他说自己就借这三句话把词分为了三品,其中“元分人物”为最上品。那么闲妻邪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詹安泰在《刘熙载论词品及苏辛词》一文中说,元分人物大概就是“天际真人”的意思冰焰族。殷大云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初探》一文中,称赞詹安泰的这种判断“无疑是精当之见”。
而刘熙载认为词品中的中品是“峥嵘突兀”抓龙筋,这句话倒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按照詹安泰的看法,“媻姗勃窣”相当于词史上所说的婉约派,而“峥嵘突兀”则相当于豪放派。这样的分法当然首先要弄清“媻姗勃窣”一词的出处。
该语最早出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媻姗勃窣,上呼金堤”,颜师古在注《汉书》时称这个词“谓行于丛薄之间也”,这句注释的意思是说,就如同一位女子慢慢地走在丛树之中。显然,这个意思比较婉约,而刘熙载把“媻姗勃窣”列为了词中的最下品,可见他对传统的观念是何等的不认可。
按照明代张綖的说法,婉约才是词的正宗,而豪放则为词的别格。张綖还说婉约是正体,而苏东坡、辛弃疾等人的豪放词则是变体。到了清代,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都把婉约视为正宗,而刘熙载将这个观念颠倒了过来,并在婉约和豪放之上加了一个“元分人物”,他认为这才是词的极品。但“元分人物”显然不是从词的风格来区分,而是按人品来取舍。
由此可知,刘熙载认为,只有上品的人才能作出上品的词,故而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中评价到:“在词学史上,刘熙载第一个将作者的品格与创作相联起来进行文学评价。这显然是受了古代儒家‘知人论世’方法和钟嵘诗分三品的影响,但刘熙载的‘词品’又有其新的理论特色。”刘熙载在《词曲概》中举出了卢仝和孟郊的例子:“昌黎自信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余谓其取友亦然。观其《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凯风网答题!”
在这段话里,刘熙载用到了韩愈对卢仝和孟郊诗作的分别评价,由此,他得出结论是:韩愈论诗,首重人品。而后刘熙载夸赞说:这才是千古以来论诗的最高准则。对于刘熙载的这种夸赞环县吧,谢桃坊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可见这不是在论作品本身,而是通过作品来论人品。刘熙载以为这是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了,因此决定作品的价值是依据所表现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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